跷功虽然很打眼 但最抓人的是“小”

时间:2023-03-10 01:39:25阅读:2898
牟元笛演出的《遗翠花》图片来源/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《五花洞》 于连泉饰潘金莲供图/张景山《小放牛》 于连泉饰村姑 供图/张景山◎水满则溢京剧的演戏规模有“大戏”“小

牟元笛演出的《遗翠花》图片来源/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

《五花洞》 于连泉饰潘金莲供图/张景山

小放牛》 于连泉饰村姑 供图/张景山

◎水满则溢

京剧的演戏规模有“大戏”“小戏”之分,“小戏”往往指的是单折戏或者折子比较少的整戏,演出时间短,通常半小时到一个小时,剧情简单,角色和行当不多。

“小戏”后面加个“儿”字,意思似乎又变得不同。“小戏儿”是口语,过去会指童伶演的戏,但随着时间的推进,“小戏儿”便有了审美层面的认识。“小戏儿”除了有“小戏”的含义外,还往往贴近生活通俗易懂好玩有趣欢闹喜乐——总之,“小戏”可以有“爹味儿”,但“小戏儿”必然不能有。

最近,青年演员、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教师牟元笛在梅兰芳大剧院演出的《遗翠花》,便是典型的一出“小戏儿”。

这出戏“小”到什么程度呢?在陶君起的《京剧剧目初探》里写,剧中四个人,除了丫鬟翠香有名字,书生和小姐的名字只用“某”来代替,而小姐的母亲连个名字都没有。由此也可见故事的简单:小姐与书生偶遇并一见钟情,小姐故意给书生遗留了一支翠花。书生相思成疾,小姐的丫鬟翠香便在小姐与书生之间传书递柬,勾搭着书生偷偷跑到闺房与小姐相见。不想被小姐的妈发现,怒责之后老夫人让书生考取功名以后再迎娶小姐,并通过翠香赠送书生银两。

作为一出传统老戏,虽然久不上演,但它的叙事模式并不冷门,无论是《花田错》还是《红娘》,都有丫鬟给小姐和书生暗通消息,成全“正人君子”好事成双的情节。如果就是看故事,显然《花田错》和《红娘》更为曲折复杂,远比《遗翠花》好看。

但此时,就显出“小戏儿”的特点也是难点了。看这类戏,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演员的表演。

花旦的念白与做表功夫是这出戏的卖点。根据《中国京剧史》,年少的于连泉正是临时“钻锅”演了《遗翠花》里的翠香,才被富连成科班录取,萧长华还为他取了一个有纪念性的艺名——筱翠花。

十几岁的于连泉演这出戏会是什么样子呢?恐怕在世的人谁也没见过。但不妨想象一下,一个涉世未深的青春期小孩,艺术经验也不足,但天赋异禀又刻苦练习,严格遵循花旦行当的基本功,以小孩演小孩的方式去呈现。那个时候恐怕谈不上太多对人物的理解。

但是2021年的牟元笛已经不是涉世未深的孩子了,他需要在简单的故事里分析翠香这个丫鬟,与红娘和《花田错》里的春兰有什么异同。如果仅依据《遗翠花》这个故事,其实很难确定翠香的性格特点,还需把她放在传统社会里,并与其他剧目里的丫鬟形象进行对比分析。能够主动给小姐介绍对象、说媒拉纤的丫鬟,不会是不懂“人事”的小女孩,而且有社会经验,懂得人情世故。另外,旧时社会里有钱人家的丫鬟又有几个有文化呢?恐怕像《牡丹亭》里春香那样能陪小姐读书还闹学的丫鬟并不多。因此如果把这样的丫鬟演成一个嘟着小嘴,胸无城府的小可爱,就有些流俗了。

牟元笛演的翠香,人物整体走的还是可爱路线,念白的劲头、身段的处理上,泼辣劲儿、世故劲儿有所不足,也许是当天状态一般,演得有些放不开,总是有点不解渴之感。

作为花旦的当家戏,这出戏里的“跷功”自然也是“一卖”。通过演出能看出牟元笛在跷功训练上的投入与付出,但随着年龄的增长,体态的变化,他踩上跷的形象并不舒服,腿与跷的视觉反差过大。虽然很多动作都到位了,但翠香不像一个三寸金莲的小姑娘,而像穿着高跟鞋的小伙子。

过去花旦踩跷源于生活中女子缠足,后来废跷又是因为大家认识到缠足对女子的摧残,而现在人们对跷功的争议则源于对传统与现代、审美与道德的困惑。但时代总是在向前的,当今的现实生活已经没有三寸金莲的舞台,观众对跷功的关注恐怕猎奇大于审美,更谈不上共鸣。再加上当代戏曲教育中也没有从小对演员进行专门的跷功培训,演员对跷功的运用根本达不到自然之境界,就更无法满足美的欣赏。

有一种误区是练跷功难,所以它“值钱”。但其实,不假借于物远难于假借于物,于连泉废跷以后走出的那种轻盈的台步,看上去容易,实则是举重若轻,达到这种效果的难度远甚于跷功。

跷功技巧虽然在今天已经没有现实生活基础,并不是不能保留,可以把它当作练功使用,也可以把跷与人物性格结合起来,让它成为人物性格的外延,而不只是技巧的展现。比如一些尖酸刻薄、貌美心恶或者心胸狭隘的女性角色配上跷,就会把性格与技巧展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。

坦诚而言,仅从当天演出的表现来看,若说牟元笛有欠缺之处,首要并不是对京剧和行当的认识,而是对生活的理解与选取欠火候,让这个角色少了应该有的烟火气。即便如此,当天的演出现场真的很火爆。刨去捧角儿的戏迷、内行或者熟人,众多普通观众,不论黄发垂髫,都捧腹和鼓掌。

《遗翠花》的剧情和戏词远没有《双背凳》《一匹布》《打刀》《打杠子》那样荒谬可笑,戏曲技巧也没有达到《小放牛》《小上坟》那样的难度,但观众还是那样的喜欢,关键就在于剧目文本本身贴近生活:那些生活的语言、生活的矛盾冲突、那不需要过多思考只要稍微带入生活就能得到共鸣的情节,让人为它而笑,为它鼓掌。

一出戏只要沾上一点点生活气息,只要有一丢丢让人放松的余地,就能受到观众这样的欢迎。但是我们太缺少这样的作品了,更缺少这样的创作理念和态度。

长期以来,戏曲创作都喜欢谈“大”,即便是小戏,也爱说“小戏不小”,习惯站在“高处”用戏曲作品教育人,刻意地在舞台与观众之间建立一堵墙,可戏曲本没有“墙”的概念。

中国戏曲的高级体现在可以永远连接当下,而不拘于剧本所要求的那个剧情,牟元笛若是在《遗翠花》里说一句“yyds”或者“绝绝子”,并不会招来骂声——让古人说现代的话,开现代人的玩笑,这种看似的不合理却是中国戏曲最大的合理。然而今天,在那些大戏里、那些不小的小戏里很难看到。

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很多“小戏儿”——已经保留下来的和等待挖掘的。或许,不断寻找和表达这种古老与当下的连接,才是老戏重演的现实意义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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