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伟大的转折》热播，它用三个“真实”征服了观众

　　在建国70周年来临之际，由贵州省委宣传部制作的38集电视剧《伟大的转折》在央视一套热播，掀起了全民族回顾那段红色革命之旅的热潮。

　　《伟大的转折》讲的是1934年12月至1935年5月期间，中央红军遭受湘江战役巨大损失后，领导层“三人团”陷入信任危机，迫于压力不得不反思总结失败的原因。在遵义会议上，毛泽东重新获得军事指挥权，由此改变了中央红军、中国革命乃至中国人民的命运，迎来历史性转折。他创造了“四渡赤水”的天才战例，最终粉碎了国民党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，开辟了北上长征的道路，打开了全面抗战的新局面。

　　我一口气追了20集，感觉这部主旋律电视剧艺术水准非常高，可以用三个“真实”来概括。

　　我方内部政治斗争的真实

　　在1934年12月遵义会议召开前夕，博古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地位将会被取代，他的政治敏感性很差，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。他为会议所做的准备，只是从军事层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教训。但是毛泽东要从根本上扭转中央红军的现状，为此，他还和洛甫、王稼祥做了沟通，准备了斗争策略。

　　在洛甫、王稼祥、朱德、刘少奇、彭德怀等人看来，遵义会议要解决的核心问题，不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，而是要把军事会议开成政治会议，调整最高军事决策层，即让毛泽东获得军事指挥权。

　　到了会议上，博古说了一大堆客观原因，无非就是两点。一是我方指战员不落实共产国际的指导，中央苏区反蒋配合不力，后勤保障跟不上等；二是国民党军力量过于强大，武器先进，人数众多，前有堵截，后有追兵，我们焉有不败之理。总之就是一句话：“不是我不行，而是我的猪队友拖累了我，而且敌人太厉害！“呵呵，这个锅甩得好干净啊。

　　针对博古的发言，洛甫先进行了批驳。他总结了博古的四大错误：一是过高估计了客观困难，回避了军事指挥上的主观失误；二是领导方式极其恶劣，搞一言堂，打压不同意见，作风不民主；三是对洋顾问李德言听计从，死搬硬套，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；四是和红二六军团会和是往敌人的口袋里钻，犯了军事冒险错误。接着毛泽东对博古的错误进行了定性，指出博古存在的问题是进攻时的冒险主义、防守时的保守主义、转移时的逃跑主义。最后王家祥给出致命一击，他提议解除博古的总负责人职务及军事指挥权，由毛泽东接任。这一个回合下来，博古被批得眼冒金星，毫无还手之力。

　　《伟大的转折》敢于客观呈现红军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，说明编剧很有诚意，这恰好是最大的看点。以往我们一说到政治斗争，好像那是耍阴谋，是见不得人的事情，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。但是为追求真理而进行的政治斗争，不但有必要，而且光明正大。

　　天底下没有任何事情能离开政治，没有任何事情能离开政治斗争。记得在《特赦1959》中，杜聿明说：“以前我认为军事就是军事，政治就是政治，现在看来，军事也是政治。比如打枪打炮是军事，联合作战就是政治。“

　　敌方战斗意志和战斗力的真实

　　也许是战争神剧看多了的缘故，在我的印象里是国军不经打，红军很能打。但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场战役中央红军就没打赢，这就是有共和国7位元帅、200位将军参战的土城战役。

　　遵义会议后，中央红军做出战略选择是北渡长江与川西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。1935年1月19日，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，向西北方向的蓝田坝和大渡口之间的长江沿岸推进，并消灭挡在前面的王家烈的黔军和刘湘的川军。黔军是”双枪兵“，战斗力较弱，可是川军就不一样了，刘湘前前后后打了400多场军阀混战，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，他的旅长郭勋祺更是一代名将，有勇有谋，善打硬仗，土城一战也体现了川军的强大战斗力。

　　为了控制赤水渡口，中央红军分三路向赤水河以东地区推进。毛泽东本来计划利用土城至赤水县城之间的河谷地带伏击郭勋祺，没想到他窥破此计谋，不走河谷，而是迅速爬上青杠坡、永安寺等高地，占据有利地形构筑防御工事。红3、5军团在彭德怀和杨尚昆的指挥下，向川军阵地发起攻击，初期还能保持优势，但是川军打得非常顽强，双方形成胶着态势。最可怕地是，红军得到情报是川军只有4个团的兵力，但实际上川军投入战斗的是6个团，还有后续部队不断增援。川军士气旺盛，人员和给养充足，武器装备精良，具有强烈的求胜欲望，尽管死伤惨重，但丝毫没有后退的意思，甚至一度快打到红军指挥部所在的”漏风垭“。眼看红军要顶不住了，几个高地已经失守，呈现全线败退之势，毛泽东不得不动用唯一的后备力量——陈赓率领的干部团，并调红2师回援，这才稳住局面。

　　经过分析，毛泽东认为继续打下去将打成拉锯战、消耗战，局势越来越危险，而且没有取胜的可能，于是决定撤出战斗。此役，川军损失3000多人，红军的损失基本相当，关键是红军没有达成战役目标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，因此不得不调整行军方向，二渡赤水，回师遵义。

　　土城战役可以这样定位：局部战争胜利，整体战役失败。《伟大的转折》能记录真实的历史，表现出川军作战勇敢、能打硬仗的正面形象，没有矮化和丑化川军，殊为可贵。强大的对手值得尊重，它像烈火一样淬炼红军，锻造红军，衬托出红军的艰辛与不易。

　　根据利益选择展示出人性的真实

　　一部作品的真实，就在于人性的真实。只有真实的人性，才能让角色的站起来、立得住。我认为要表达人性的真实，主要在于刻画人物的心理，要在矛盾冲突中展现人性的弱点，增加人物与故事情节的摩擦力。俗话说：“冲突见人性。”平时不显山不露水，而在矛盾冲突中每个人的思想、性格、品质、作为才能暴露无遗，人物的质地才能真实可触。

　　《伟大的转折》中主要展示了两个方面的矛盾：一是中央红军内部的矛盾，博古、李德和毛泽东、洛甫、王稼祥围绕军事指挥权展开争夺；二是蒋介石集团内部的矛盾，中央军、川军、黔军、滇军等不同派系围绕地盘、军事利益等展开的争夺。在这些矛盾中，可以洞见每个人的心性，不是伟光正的神性一面，而是急躁、嫉妒、自私、排他等世俗的一面。

　　土城战役失败后，毛泽东曾自我反思。他说是我心急了，没有正视敌我实力悬殊的现实，没有把情报搞准确，急于用一场胜利来提振红军低落的士气，来证明我的军事指挥能力，从而获得大家的信任，结果把这场仗打成了我最反对的攻坚战、消耗战。这段话说的很肯切，让我们看到了他真实的想法。毛泽东虽然伟大，但也是凡胎肉体，是人就有弱点，有表现欲望，有轻敌冒进，这很正常。

　　博古在土城战役失败后，幸灾乐祸地说，毛泽东还不是一样打败仗，他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嘛。这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，即从对手的失败中寻求心理平衡。

　　在红军转移到川滇黔边境后，王家烈对部下说， 咱就这点实力，别和红军拼光了，把他们撵出去就行了，咱还要防着点老蒋。云南的龙云想的也是堵住边境，顶多佯装攻击，让红军借道而过。但是蒋介石想的是不但要消灭红军，还要剪除异己，一统江山。每个人的想法都切合自身的现实利益，因利益而作出的选择真实可信。他们把各自的“小算盘”打得啪啪响，这才让红军一再有机可乘。

　　历史总是不断重演。金一南将军曾点评湘江战役说，中央红军之所以没有全军覆没，关键在于敌军内部派系林立，互相勾心斗角。桂军白崇禧和湘军何健都担心对抗红军会削弱自身实力，而且红军不存在了，他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。这和《三国演义》中关羽捉放曹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　　总结：作为正剧，《伟大的转折》既有历史的庄严感，又有现实的厚重感，它坦诚、开放、公正、从容，是后人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上回顾过去，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审视过去。正是由于它的客观真实，才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，让观众得到精神涵养和思想启迪。